陇东剪纸主要集中于镇原县剪纸艺术之乡，都是出自农家妇女的巧手之作，规模宏大，风格异曲同工，线条流畅，色彩单纯明快。民间剪纸能深入地扎根于民间并能顽强地存活，是同妇女们相依为命的，母女代代相传，代代创新，相得益彰，放射光彩，给我们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和生动优美的画卷，在这些优美的艺术作品中，明显地传承了原始艺术、现代艺术中有关性的表现内容。
人类的性爱表达作为人的正当生命体验，只要发挥得当，非但无脏可言，而且往往成为艺术创作的灵感之源和审美客体。只要看一看陇东剪纸中那些农家女性之手的抓髻娃娃、怒放的花苞和彼此交合的动物形象，你就会情不自禁地产生这样的追问：原来作为有血有肉的人居然还不如动物这样活得自然真实？我们生命中究竟哪些最真实美好的东西被当作见不得阳光的东西而横遭千年压抑？生活中原来还有这么一种我们长期割舍不下但又无法直面的美好东西？性的表达之所以在陇东剪纸艺术中具有如此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可让我们通过作品分析其原因所在：
首先，性在这里既有张扬个性解放的现代思维，同时又尊重历史文化传承和民族审美心理，因而它能够超越一般意义的感官描述和“春宫画”的档次。看看这幅出自老一代剪纸大师祁秀梅之手的《海棠花怒放》作品，用海棠花所模拟女性器官，你就会为当年女作者那超前的时代勇气和创意所震住。再看那大气奔放的线面组织和富有装饰味的画面构成，还有那有张有弛、有隐有显的艺术经营，你还能说什么呢？性本身已经不重要了，而重要的是性的艺术表现手法和艺术内涵。再看看这幅《鹿鹤同春》吧，满幅一派春意盎然、万象繁荣之景致被纳入了一个类似男性生殖器的构图中。按当地方言解释，“鹿鹤同春”与“搂合同春”、“乐好同春”谐音，意指生命的繁荣与永恒。这种民间约定俗成的文化符号可追溯到原始艺术中性图腾与生殖崇拜那里，也正合乎中华民族语言和艺术形象所需要的蕴藉感和分寸感。
其次，陇东剪纸对性意识曲折回环一唱三叹的表达，暗合了传统诗歌赋比兴手法，结果歪打正着地迎来了诗意的投胎，并于中国艺术精神一脉相承。如《鸡踏蛋》借助动物活动来喻人应有的天伦之乐。《喜花》中三人一体两腿分开呈孕育状，其头、肩和膝上各有三对小鸟，下身育一男婴，男婴双手各提一兔，暗合多产多育人丁兴旺的生活理想。
再次，由于剪纸艺术本身所特有的准抽象性和设计意识，有时不妨运用直观的图像和直白的语言往往更有助于消解某种艰涩的图解，直接揭示作品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和隐喻意义。如《有福》干脆直接刻画生殖器，那硕大威猛坚挺无比的阳具不正是生命旺盛和部族存亡的象征吗？
马克思说：“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陇东剪纸艺术中恰到好处的性刻画，绝非赤裸裸地对男女生殖器的低劣描摹与病态把玩；它不是“春宫画”的档次，正是它深深的审美价值和独特的文化内涵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搭起了一座理解和沟通的桥梁。古今中外，大凡那些优秀的经典艺术，在性描写、性刻画上总是“给读者以精神的陶冶，感情的激荡和灵魂的启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内中所写或者是人对理应得到并且已经得到的但尚未得到的美好性爱的痛苦丧失，总是一种健康的、合理的、正常的性爱显现，而不是相反。”陇东剪纸就是这样把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硬是从私密的闺房深处拉到公共话语空间来予以追问、予以平反、予以讴歌的。然而，她却从未向那些泛滥成灾的下半身情结投怀送抱，因为她有的是独立思考精神和自我反省能力，她不甘心接受男人的性奴役，更不甘心数千年的性压抑，她勇敢地追求生命本真，又勇于承担社会责任。这就是她，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好女人，“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谁说这不是一种真、善、美的极致呢？
